“驢友”，這個名稱中的“驢”取“旅”之音，表達的是旅游的意思，與真正的驢子無關。事實上，驢子作為交通工具，在我國歷史上留存了很長的時間，在唐宋時期，不少詩詞都記載了詩人們騎驢的往事，即便是在汽車、火車、飛機等現代化的交通工具都逐漸出現的民國時期，仍有不少人選擇騎驢而行。尤其北京城古跡繁多，文人云集，更是留下了諸多關于騎驢的記憶，文人們騎驢而行成為一道獨特的風景：還在讀書的梁實秋就曾騎驢上學；中國近現代女作家石評梅約上三五好友一起騎驢到頤和園、萬壽山游玩；朱自清的日記中就曾記載他騎驢到潭柘寺游玩的滑稽場景；致力于建筑研究的梁思成和林徽因，到北京周邊甚至北京城之外考查古建筑時，騎驢是必不可少的環節。
1917年美國人甘博騎著驢在去山海關角山的路上。
朝陽門南小街曾有趕驢橋胡同
提起毛驢的身世，還有一段不尋常的經歷。在我國，最早飼養毛驢的，是西北邊疆一帶的少數民族。到西漢朝初期，才有少數毛驢進入內地，到達中原，成為上層人物的手中珍寶。西漢初的陸賈在《新語》中，就將毛驢與琥珀、珊瑚、翠玉、珠玉并列為寶，可見其名貴的程度。漢武帝之時，它被視為“奇畜”，放養在皇帝的花園–上林苑。司馬相如的《上林賦》對此有過如實的記述。
魏晉時代，民間流傳著這樣一個趣聞：有人聽見驢的叫聲，就像聽到了天籟一般的仙樂，如癡如醉。“建安七子”之一的王粲，也有這樣的癖好，每次聽到驢叫，都高興得不亦樂乎。建安21年（216年），王粲不幸病死，時年41歲。魏王太子曹丕是王粲的好友，為了哀悼王粲，身為魏王太子的曹丕，在亡友墓前獻上對王桀最好的思念：率眾一起伸長脖子學驢叫。
東漢靈帝劉宏有一大愛好，喜歡毛驢，尤其喜愛純白的“一身雪”的白毛驢，高興時就坐上由四匹特選出來的一身純白毛的毛驢拉的驢輦兜風。有時候還親自駕著驢車馳騁在宮中。上有所好，下必甚焉，一時間“一身白雪”的毛驢比馬還珍貴。
后來，毛驢漸漸增多，便走出皇宮深院，來到民間農舍，驢的社會地位，隨之一落千丈。但沒想到的是，因為驢的“皮實耐用”，它和人們的生活息息相關，一直使用了數千年，而且還和一些文人衍生出諸多故事來。
唐代大詩人孟浩然終身不仕，他最為經典的形象就是騎驢踏雪尋梅， 張岱的《夜航船》里記載，孟浩然情懷曠達，常冒雪騎驢尋梅，曰：“吾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背上。”
北宋宰相王安石晚年在南京閑居，每次外出既不騎馬，也不乘轎，專一騎毛驢，要的就是那種閑云野鶴的瀟灑勁，而且對驢不趕不喝更不鞭打，讓驢隨便走，想去哪兒就去哪兒。南宋詩人陸游也是騎驢客，他從抗金前線被迫返回成都，騎的就是驢，途中寫下詩句“細雨騎驢入劍門”。在文人的演繹下，騎驢成為“歸隱”的代名詞，許多文人書畫，都以騎驢為意象抒發自己的情懷。
在北京城，曾有一座石橋叫做趕驢橋。這座石橋在朝陽門南小街附近，位于方巾巷至頂銀胡同拐彎處，始建于明代。因當時東邊是明清貢院，每逢考期有上萬來自全國各地的學子進京趕考，甚至有相當數量的學子在京城備考。這些學子們出遠門的交通工具就是騎驢，因此在頂銀胡同石橋旁有養驢戶，北京話叫他們為“趕驢的”，故這座石橋得名“趕驢橋”，明代就有此地名記載。后有胡同叫趕驢橋胡同，1965年全市整頓地名時此稱謂消失，并入頂銀胡同。如今頂銀胡同向北與東總布胡同相交的那段支巷，長約60米，北高南低，就是當年的趕驢橋胡同。
梁實秋騎驢上學 石評梅騎驢逛頤和園
清朝末年，雖然出現了汽車、人力車等交通工具，但毛驢因其價格低廉、使用方便、易于豢養等優勢普遍地為各階層所使用。梁實秋很小的時候就有騎驢的經驗，他在《北平的街道》中有這樣一段描述：“從前皇城未拆，從東城到西城需要繞過后門，現在打通了一條大路，經北海團城而金鰲玉，雕欄玉砌，風景如畫。是北平城里最漂亮的道路……我小時讀書清華園，每星期往返這條道上，前后八年，有時騎驢，有時乘車，這條路給我的印象太深了。”
上世紀20年代的頤和園，也可以騎馬騎驢進入。雇一頭矮小的小毛驢，慢悠悠地在園內溜達，是常見的消遣方式。石評梅（1902–1928年，中國近現代女作家、革命活動家，“民國四大才女”之一）的散文集就記載了她與幾個朋友相約，去頤和園騎驢的故事。當時，他們派一個叫揆的同伴負責打前站：雇驢。黃昏時分，石評梅她們來到萬壽山時，揆已經雇好驢在那里等著。其中一個同伴梅隱許久不騎驢了，很迅速的跨上鞍去，一揚鞭，驢子的四蹄飛跑起來，幾乎把她掀翻下來。石評梅選的那頭驢子的腿腳有點傷不能跑，連走快都不能，只是慢慢地走。不一會，梅隱和揆并騎賽跑，而石評梅的驢腿腳不好，只能在后邊慢慢，一拐一拐的走著……
當石評梅終于追上梅隱和揆他們時，他們早已坐在草地上休息。天快要黑時，驢夫將驢鞍理好，翻身上驢，這回，梅隱沒有揚鞭策驢，而是一起騎著驢慢條斯理走著。大概晚上七點多鐘，他們將驢停在臥佛寺門前，離開已浸染在紅霞中的頤和園。
清末，在北京城護城河邊騎驢的意大利小孩和中國小孩。
朱自清騎驢到潭柘寺
民國時期，騎驢到京西郊區游玩，是知識分子的休閑方式之一。那時，出西直門，從萬牲園（一稱“三貝子花園”，今日的動物園），迤邐西行，直到西山八大處。盡管交通不便，只步行、騎驢兩途，每逢周末，去的人已就不少。由于毛驢的普遍存在，毛驢與馬雜交而成的騾子也是當時常見的工具。
上世紀30年代，朱自清來到清華大學教書，他常騎驢到郊外去玩。他在《潭柘寺戒壇寺》記載了他騎驢到潭柘寺的有趣經歷。有一回騎驢上八大處，趕驢的問朱自清逛過潭柘沒有，朱自清說沒有。趕驢的就說“潭柘風景好，那兒滿是老道，他去過，離八大處七八十里地，坐轎騎驢都成。”朱自清早就聽說了潭柘寺的名聲，再加上驢夫的推薦，他就更加想去了。回去之后，朱自清就打聽了一番，“有的說住潭柘好，有的說住戒壇好。有的人說路太難走，走到了筋疲力盡，再沒興致玩兒；有人說走路有意思。又有人說，去時坐了轎子，半路上前后兩個轎夫吵起來，把轎子擱下，直說不抬了。于是心中暗自決定，不坐轎，也不走路；取中道，騎驢子。”
后來朱自清決定去潭柘寺，在那里住一晚，把潭柘寺和戒壇寺都玩遍。朱自清來到門頭溝后，打算雇一頭驢，起初還擔心雇不上驢，結果發現驢多的是，于是，他為了省錢，也為了逞能，選擇了走路。“走一點鐘光景，自己覺得已經有點辦不了，怕沒有走到便筋疲力盡；幸而山上下來一條驢，如獲至寶似地雇下，騎上去。”那一天風特別大，平常他騎驢就不穩，此時風一大更是禍不單行。風勢太猛，使得驢夫要不時地用力將驢拉上路，有一次幾乎讓風將驢吹倒了。
盡管有些狼狽，但此情此景，在朱自清眼里，卻生出幾分趣味來，他用幽默的文字當時手忙腳亂的場景，“想起從前人畫風雪騎驢圖，極是雅事；大概那不是上潭柘寺去的。驢背上照例該有些詩意，但是我，下有驢子，上有帽子眼鏡，都要照管；又有迎風下淚的毛病，常要掏手巾擦干。當其時真恨不得生出第三只手來才好。 ”
經過一番曲折，他們終于來到了東邊山峰，這時風是沒有了，可是驢也不能騎了，因為路上的“坎”特別多。朱自清便和驢夫一直從山峰走到潭柘寺后門，這段山路小驢毫無用處，驢夫打趣地說：“咳，這不過給您做個伴兒！”
在潭柘寺休息一晚，第二天一大早，朱自清和二十多人的游玩隊伍一起又雇了牲口，向戒壇而去，這一次，朱自清騎的是一匹騾子，據說穩得多。他便高高興興騎上去。一路上翻山越嶺，這些路不僅窄，而且曲曲折折，許多地方容得一匹牲口過去。此種情景，同樣令朱自清不無感慨：“想起古來用兵，從間道襲敵人，許也是這種光景罷。”
欣賞完了戒壇寺，朱自清高高興興地往回走，回去的仍是騎騾子，雖然不像去的時候那樣艱辛，但這一趟，仍然讓他吃不消，“回到長辛店的時候，兩條腿幾乎不是我的了。”
上世紀30年代，林徽因在北京西山碧云寺。圖片來自林徽因文集。
梁思成林徽因騎驢找古建
民國時期，同北京一樣，毛驢在其他地方也是重要的交通工具。美國人西德尼·戴維·甘博（Sidney David Gamble，1890-1968）是一位美國社會經濟學家、攝影家，從1908年到1932年期間，他四次旅居中國進行城鎮和鄉村調查。他先后拍攝了總共5000幅左右的黑白照片，有很多照片記錄了包括北京在內各個城市里中國人騎驢出行的情形。而他自己去調查時，正是騎著毛驢。
上世紀30年代，為了收集編寫中國建筑史的資料，著名建筑學家梁思成與當時營造學社的同仁們跋山涉水，跑了200多個縣，調查研究了2000多座古建筑和早期造像石窟。在交通不便的地方，交通工具自然就是常見的毛驢。《林徽因文集》里就曾有一張林徽因騎驢的照片，那是1930年，她到西山云碧寺考察時的圖片。
1937年6月26日，梁思成、林徽因騎著毛驢來到山西五臺山腳下的豆村。當時，正是黃昏時分，這個偏僻村落背面山坡上的一座外形奇特的大殿映入他們的眼簾。巨大而簡潔的斗拱、超長的屋檐，顯示其年代之久遠，他們開始了測量與考據工作，他們驚喜地發現，大殿的屋頂架構在唐代繪畫里才有，而大殿的塑像、梁架、斗拱、藻井甚至壁畫、墨跡都傳達出晚唐遺風。梁思成不無驚喜地斷定，“這是我們這些年的搜尋中所遇到的唯一唐代木構建筑。”這就是五臺山的佛光山大殿，它是中國目前發現的最有分量的唐代建筑，梁思成先生形容為“國內古建筑的第一瑰寶”。
對于梁思成、林徽因的艱辛，蕭乾曾有生動的描述： “我不懂建筑學，但我隱約覺得徽因更大的貢獻，也許是在這一方面，而且她是位真正的無名英雄！試想以她那樣老早就被醫生宣布患有絕癥的瘦弱女子，卻不顧自己的健康狀況，陪伴思成在當時極為落后的窮鄉僻壤四處奔走，坐騾車，住雞毛小店，根據地方縣志的記載去尋訪早已被人們遺忘了的荒寺古廟。”
